把美好的青春留在这个城市_嘉艺流行音乐_流行音乐歌词大全

zxmhctzxmhct 热点资讯 2024-03-24 20:14:36

  抽烟只抽红双喜顺口溜   2002年到2003年左右,双喜分别在三点十五乐队和走了乐队担任贝斯手,逢人打招呼总是笑嘻嘻的,从外表看上去,一点儿都不像北方人。这种笑容我只在三个人脸上见过,除了双喜,一个是金豆,一个是Sucker乐队的主唱杨帆。   2003年下半年,双喜去了深圳,等他再次回到西安的时候,身份是新“八个半”的演出负责人,而那段时间,关于他在深圳的经历也有着各种版本的传说。2006年他注册“张冠李戴唱片事务所”,成为西安地区摇滚演出的主办方之一,主要负责旗下四支乐队的外地演出及承接外地乐队的本地演出。后来旗下乐队纷纷解散或去外地,双喜开始以“张冠李戴”为名做起了音乐节,也是西安第一个有品牌意识的摇滚音乐节。2010年后,黑撒乐队的演出增多,作为乐队的经纪人兼贝斯手,双喜已积累了大量的资源,前期的付出换来回报,生活趋于稳定。   十几年不间断地与摇滚乐打交道,他的坚持与做出的成绩让人钦佩,同时也在摇滚死硬分子中产生非议——理想与商业的取舍问题。而对于这类问题,一般人很难去断言。人类在事物的变迁中变得渺小,稳妥的办法是向历史要答案。   口述:双喜 整理:锤子   不小心搞起了摇滚   上中学的时候会听一些摇滚乐,觉得用这个东西来表达,可能更符合自己的兴趣。上大学来了西安,没想过要去做跟音乐有关的事,专业跟这个也不搭边。2001年8月来西安,有一天我正上宿舍楼,听到有人弹电吉他,就想去看看。推门进去,一个人拿了把杰克逊(Jackson)的电琴,有个效果器,有个小音箱,他在那儿弹Beyond的《真的爱你》。他很热情,然后大家就聊。他说,你也玩乐队?我说,我以前玩。他说,你是弹什么的?我说,我弹贝斯的。在说出那话的时候,我没有经过任何思考,因为他是弹吉他的我就不可能再弹吉他,我就说是弹贝斯的。他说那好,咱们可以组个乐队。他问我你有琴吗,我敷衍了一下,忘了是说琴卖了还是放家了。他问那咋办,我说那就再买一把琴。   当初来西安我带了8000块钱,交了6000块钱学费,剩下2000块钱要买洗脸盆、被子、被罩、床单,可能就剩1000多块钱。那年国庆放假我没回家,他陪我去友谊路的绿洲琴行。那时我21岁,进到琴行里特别紧张,一推门看见一个大花臂,后来知道是“腐尸”的王博,只觉得这人厉害啊。当时绿洲有特价的贝斯,花了1000块钱买了,等于买完琴身上只剩几百块钱。   也没有去想“怎么生活”这类问题。回学校以后,大家就很迫不及待地让它发声。一上手才知道,我不会弹琴。他说,你不会弹吗?我说,不会弹。他说,那我教你。他就成了我第一个老师。就这样到了年底,这中间生活上就管家里再要点儿钱什么的,过年的时候背了把琴就回家了。当时我爸都急了,说我给你钱是让你去上学的,你怎么背了把琴回来了。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背着乐器回家。2002年开学以后,教我弹琴的人跟我说,必须要有个真正的老师教你。我们学校一个乐队的人说西八里村有个力博琴行,有个叫张毅的,是西安很火的黏液乐队的贝斯手。“黏液”当时是很多人的偶像,他们演出总有大众合唱什么的。我觉得挺好,就去了,一节课40块钱,我没有钱,学了三个月,欠了100多块钱的学费,暑假回来才把钱还上。   那段时间除了上课、吃饭,就是练琴。上午上完课,回宿舍第一件事就是把琴拿出来练,给别人几块钱帮忙带个饼、带碗粥、带个鸡蛋。练到上晚自习,上完晚自习回宿舍还是练琴,熄灯以后,在阳台点根蜡烛练。夏天屁股坐板凳坐得长疮,这样就练了三四个月,其实我真正下功夫练琴就是那三四个月。   那个时候我就认识骆伟,三点十五乐队的吉他手,我们学校校乐队的主音吉他手,他用的效果器是GT3,琴是很好的琴,设备拿出来把所有人都震了。他最后跟校乐队闹掰了。再之前,他在西安翻译学院跟狗子(袁尉然),和一个贝斯手,还有一个鼓手叫赵钊,他们在一起组了个乐队,也有过一两首的原创。他觉得我弹琴挺踏实,人也挺好,就跟我说咱们再重组一个。我说行,把狗子和鼓手叫过来,大家排了几回觉得可以。2002年下半年就在瓦胡同租了个房子,专门排练,那时候就有三点十五乐队了。“三点十五”这个名字是狗子想的。   当时,我们学校有个叫杨正军的银川人,想在学校组个朋克乐队,在学校申请了一个房子,可以排练,他说看能不能让我帮他弹琴,我说可以。第一次排练的时候,他说两个老乡要过来,其中一个老乡帮他打鼓,就是黄星,跟着黄星来的就是李焱。排完杨正军请吃饭,李焱问我有乐队吗,我说有一个。他说他有个乐队,是玩后朋的,并且贝斯手马上要出国,要不你来帮他们(走了乐队)弹琴。我就跟他们排练,但同时也在“三点十五”。   李焱是一个要求特别严的人,因为就三大件,对速度、切口、每一个音要求都特别严。我进来的时候,他们已经有十几首现成的歌,必须迅速地融入里面。排练的时候一旦有音错了,或者哪儿没记住,就从头再来。我是个特别急的人,中间有过小摩擦,但是“走了”真正锻炼了我,就是对待音乐态度要认真,把它当作一个很专业的事。   边练边演的年代   在我加入“走了”之后,“三点十五”也有了几首成形的歌。当时在长延堡的排练房,车虎在里面弄了个小屋子,用电脑接了个声卡,排练的时候可以直接录,录完以后就刻了张碟。我拿着碟去“八个半”找张玮,就说我是哪个乐队的,我们录了几首歌,你回去听一下,看能不能在这儿演出。他说行,碟一拿就装包里走了。后来我去“八个半”看声音碎片乐队的一场演出,问他听那歌了吗。他说,我听了特别好,但我没有你电话,要有你电话,你们今儿就可以演,这样吧,你给我留个电话,以后有演出我叫你。我说行。当时挺开心的,那个时候,大家都很渴望能够登上这样的舞台。   第一场演出是2002年的平安夜。有“紫十三”,有我们,还有“木马”,反正就噼里啪啦演完了。我们觉得自己的乐队很乱,觉得“紫十三”太好了,人家台风和状态都特别齐。   跟“走了”排得差不多之后,演出就频繁了起来,基本上每周都在演,张玮每个星期给我宿舍打电话。他会说,双喜,这周有个啥演出,你们演吧。我说行。“三点十五”也有,“走了”也有,后者的演出更多些。   通过“走了”,还有“三点十五”,我认识了很多人,真正接触到了西安的摇滚圈子,真正融入这个圈子。   当时和张玮还有一直做演出海报的金豆,关系都很好。张玮说,防空洞下边有一两间空房子,你们就别在外边排练了,把东西搬到这儿来,就在这儿排算了。从那以后排练都是在那儿排。我记得有场演出,金豆也想演,但是他之前的渎乐队很久不演出了,改了一个名字,叫“糜烂的水”。那场演出要搞一个另类的拼盘,全是边缘风格,什么后朋、英式,有“糜烂的水”“走了”。当时海报上还有个乐队叫“蜡做的花环”,这个乐队是骆伟想再组的一个乐队,他没事老编一些更个人的东西,可能更阴暗、更意识流一点儿,让我弹贝斯,他唱歌。最后没排练好,鼓手也不好,就没有演。还有一个乐队叫“怪圈”,本来是纯女子朋克乐队,后来改名字叫“飞行的木偶”,换了风格,但是这个乐队太仓促了,组建很仓促,排练很仓促,演出也很仓促,后来就散掉了。当时就这么点儿乐队。   那次演出我给四个乐队弹琴,“三点十五”“走了”“飞行的木偶”和“糜烂的水”。那次演出我分到120块钱,门票收入有一半给酒吧,余下的乐手平分,每个人头算下来是30块钱。   2003年碰上“非典”,“走了”和“三点十五”都是在外边排练。西京大学管得很严,出学校门要有假条,我跟辅导员说我得在外边排练,老师说你可以去排练,只要别挂科就可以,我说我保证不挂科。那时我每周一、三、五给“三点十五”排,二、四、六给“走了”排。每天都要出去排练,同时“三点十五”和“走了”都要录音,就去鲁家村,王大治、曹石、箱子他们三个开的录音棚。当时也是王大治录的第一个乐队,他之前没有录过。第一个录的是“走了”,当时我还在绿洲上写录音笔记,就是我们每天在干吗。录唱片在当时对任何一个乐队来说都是大事。录了七八首歌,七八百块钱,那点儿钱都要去借,要凑。   当时是先录贝斯,七首歌,一个下午全录完,我那个时候弹琴算是很稳的,这也是曹石后来组“黑撒”找我的原因。两天录完所有的吉他跟贝斯,最难录的是黄星的鼓,可能录了几天。“走了”的小样就这样做完了。当时小猫还给出了一部分钱。小猫,一个山西小孩,来西安看演出,在防空洞里见谁都给发烟,发DJ的那个烟,我们都没抽过,觉得挺贵的,大家都抽两块钱的金丝猴、祝尔康。   录完“走了”就录“三点十五”,“三点十五”只有四五首成形的歌,另外有三四首新歌,只有动机但没排练过。我在给“走了”录音的同时还要和“三点十五”排练,时间会打架。为这事狗子跟我大吵过一回,最后又和好了。录“三点十五”也很顺利。“非典”之前“走了”想全国巡演,是张玮联系的,我们还在“八个半”开过会,去成都、重庆、南京,但是还得带一个乐队,这个乐队就是“检修坦克”。这样做是为了风格能岔开,也是为了票房有保障。等到差不小龙虾多的时候,“非典”就来了,这个事就黄了。   直到下半年,我快毕业了,狗子要出国,“三点十五”办了个专场就散了。“走了”没有说要散,但是黄星年底可能去当兵,他老在西安这样混也不行,没钱,老问家里要,他保证在临走之前给“走了”培养一个鼓手出来。2003年冬天,学校开招聘会,“走了”就做了一场小型巡演,就演了俩城市,一个成都,一个重庆。成都就在“小酒馆”最老的那个店,挤满了,一百多个人,当时他们说西安的乐队很少来“小酒馆”演出,之前只有“腐尸”去过。平时看演出的人没有来,但是不看演出的人都来了。当时有吴吞,他们刚好前几天在“小酒馆”演出,唐蕾、蔡明都在,“声音玩具”“阿修罗”“雷神”的人全在,圈里边的人都到齐了想来看看。然后又去重庆演。   这次演出之前我决定要离开这个乐队,因为当时我有个女朋友,感情很好,开招聘会的时候她要去深圳工作,我要挽回这份爱情,也要去,她说你要去就必须放下乐队。正好李焱通过乐队录音对录音软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,就让他妈给买了台电脑,他在家里边捣鼓录音软件,萌生了单干的想法。他说也去北京算了,做乐队太累了。   去了一趟深圳   我找了一份深圳的工作,决定过去,但是和女朋友不在一个区,我觉得这样也好。这事定了其实我挺开心的,因为要跟我爱的人去同一座城市工作,可能以后我们就生活在一起了。   去深圳是背着琴去的,2002年换的一把芬达(Fender)。当时西安用芬达的人少,都是用依班娜(Ibanez)。狗子家有钱,他家是煤矿上的,我借了他2000块钱,自己从生活费里拿了800块钱买了那把芬达。在去深圳的路上,我在想我这是要去干什么,生活转变得很突然,那一路想了很多。   去深圳后,我在夜总会里面当服务员,在宝安区龙华镇,现在叫龙华街道办事处。那时候深圳还有关口,关内是福田、罗湖,关外是宝安区,进关内要查边防证。到了那边以后感觉很不平衡,深圳比西安发达,身边的人很多初中没毕业,有些可能小学都没上完,就去深圳打拼,去夜总会干活,职位比我高,挣得比我多,因为他们懂这个行业怎么去做。我上过大学,怎么会跟这帮人在一起呢。   后来慢慢融入环境,每天端盘子、送酒水,慢慢地工资也在涨,职位也在高。其实我女朋友在深圳待了十几天就要回西安,我说那你就回吧。现在想起来,其实当初就不应该去,那么折腾干吗。但是当时我觉得要待下去,这一趟花了两三千块钱,我要把这个钱挣回来再回西安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女朋友回西安去“帝豪”当“公主”了,我是干夜总小龙虾会这行的,这个消息等于在我身上刺了一刀。当时我完全崩溃,说我必须得回西安。递辞职报告得半个月,经理老板不让走,说是马上要提我到楼面做经理了,我说要回去考试,因为2004年中旬我才正式毕业嘛。他们说跟学校商量好了,卷子可以寄过来,你考完试拿到毕业证,在这儿待着就完事。我说不行,还是得走。   回到西安以后,连挣带攒身上有八九千块钱,就住在我女朋友租的房子里面,过了一两个月以后我没办法忍受了,无论怎么劝阻,她都不回头。我更难受,等于又在伤口上撒了把盐。那时候我天天去“八个半”跟张玮喝酒聊天,也不上班。后来和女朋友大吵一次,等于分手了,张玮就说那你去我家住吧。那段时间我就在他家住,理所当然地也在张玮的酒吧帮忙。2004年他说下半年要在德福巷开一个店,让我去那边当经理,因为我在深圳干过夜总会,他觉得可能我在管理经营上能把那边新鲜的东西带过来。   从那以后,我就一直在张玮那儿,算是上班,等于一开始在老“八个半”干,新“八个半”开业以后就在新“八个半”干。因为酒吧有演出,我就负责接乐队和演出宣传方面的事,包括印海报、贴海报、发帖子宣传、卖门票一系列的事。最后张玮就不管这块了,很多乐队直接给我打电话,想来“八个半”演出。   开始成为演出经纪人   一开始我做乐队的时候有个愿望,就是要成为一个摇滚巨星,站在舞台上让别人都来看我演出。早期的乐队给了我一些成就感。去了深圳以后,这个希望破灭了。我从深圳回来,把琴挂在琴行让他们去卖。最后骆伟给我打电话说,他一个朋友要参加冰红茶乐队比赛,没有贝斯手,看我有没有时间给弹琴,我说行。我当天下午就在想,没必要把琴卖了,给琴行打电话说那个琴我不想卖了,琴行说我正要给你打电话,刚卖了。这一切太巧了,我心想这是跟弹琴没缘,所以就算了吧,不弹了。当时我觉得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弹琴了,后来也想开了,喜欢音乐也没必要非站在舞台上,还可以做跟音乐有关的事。   在新“八个半”做了差不多一年演出,酒吧就不干了,转让给另外一个人,名字改成了“YOYO”。“YOYO”的老板叫唐博,之前没转让给他的时候,他就老偷偷摸摸地来喝酒、考察。接手以后,他说:“双喜,我给你的工资比张玮高,你就别走了。”因为他还是想走“八个半”之前的模式,所以想把我留下帮他做事,我就同意了。但是演出没有那么频繁了,因为张玮走的时候把设备都换掉了,没有那么多设备去做演出。2005年到2006年,我就一直在“YOYO”负责演出的事。   刘凯第一次办演出也是租“YOYO”的场地来做,好像有几个朋克乐队找他租场地。到了2007年,这种形式已经满足不了我。我在想能不能做一个和音乐有关的公司,考虑到乐队经纪这方面还是个空白,我可以把这一块做起来,让西安的乐队能去一些城市演出。很快小龙虾公司就注册了,叫“张冠李戴唱片事务所”,这个名字是“伍个火++”的主唱小刚给我的启发。那个时候“++”刚录完专辑,想做一个全国巡演,就找到张玮。吃饭的时候,张玮就说这个事你得找双喜,我没时间弄。小刚说,这个事你这样搞不就张冠李戴了吗。我一听这个名字还挺好的。   最终,伍个火++乐队的巡演还是我来做。现在想起来,要是让我再做一次,肯定没有那时候的那股劲头。当时决定开车走,这一圈要走20多个城市,算是中国有史以来巡演城市最多、里程最长的自驾车巡演,它创造了很多第一。定计划的时候我反复查线路,从哪个城市到哪个城市该如何走,之间有没有高速路,高速距离有多长,百公里耗油多少,住几天,花多少钱,把成本全部算完。现在让我再那样去做,真是没办法做到。全算完就上路了,其实那段时光是最快乐的,真正带着一支乐队全程巡演,巡演完了又带“伍个火++”去北京参加音乐节,我自己掏钱让“伍个火++”上杂志,所有的这一切,我真是用心在干这个事。   其实做公司也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事能够挣钱,只是看你如何去做。但是结果相反,其实那一年一直在赔钱,包括“张冠李戴声音之旅”。我不是第一个做演出的人,但我是最早把西安的声音带出去的人。我要让外边的人知道,西安还有这么多人在搞音乐,而且有那么多优秀的乐队,他们没有精力、没有渠道、没有金钱出去演,但小龙虾是我可以干这个事。   这个事干完以后,我突然想到了做音乐节的概念。有一段时间跟别人聊到我在西安这十几年,用一个词可以描述:当梦醒来。我2008年做第一次张冠李戴音乐节,就一直在做方案,也研究其他音乐节的文案,都有什么样的乐队,时间表怎么排。每天写,一直想,一直策划这个事。晚上躺在床上构思音乐节的概念,看国外的音乐节是啥样,2002年、2003年去“迷笛”看音乐节是啥样子的。然后就想如果自己做音乐节,舞台怎么样去做,宣传怎么样去做,票怎么样卖,赞助应该怎么样去拉,想得很兴奋的话就睡不着了,起床开始写,写到早晨太累了就睡了。等睡醒的时候,睁开眼的一刹那,回想昨天晚上干了什么,会觉得自己是个傻子,没资源,没钱,没有任何人能帮忙,简直是在做梦。醒来的时候觉得一切都那么荒唐,因为只是在想,没有落到实处去做,但是又不甘心,这种想法一直在脑海里。   张冠李戴音乐节   然后,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出现了。2008年12月,“摩登天空”给我打电话,说“新裤子”发专辑要巡演,看我能不能安排西安站。我说行。另外一个负责“牛奶咖啡”的人在电话里说,同一天“牛奶咖啡”也要来西安,你能不能同时安排,因为“牛奶咖啡”挺主流的,如果安排不了,就联系电台下午做个歌友会,你晚上做“新裤子”。我说我问问。挂了电话我想,干吗不做个音乐节呢,刚好这两支乐队都来了,我就给“木马”打电话。他说,他们今年下半年刚好想做个巡演,如果西安能做,他就再走走成都。我又给蔡明打电话,问成都“声音玩具”能不能演?他说刚好区波最近在排练,这么多年都没有演过了,想演一次。他说,我还有俩乐队你看行不行,我给你推荐一下。我问谁?他说,“马赛克”跟“海龟先生”,刚成立几个月,乐队还可以,演出反响也不错,我给你发小样听一下。我一听觉得可以,能演。“新裤子”“牛奶咖啡”“木马”“声音玩具”“马赛克”“海龟先生”“黑撒”……可以凑出十支乐队,每天五支乐队。   开始场地没有选在纺织城,因为我不知道当时西安有个纺织城艺术区可以办演出。“绿洲”说交大有个505体育馆能做,我就找各种关系。有个人说可以把那个场地搞定,给1500块钱。我说行,给了他500块钱订金。最后他搞不定了,500块钱也花了。我说,你今天不给我拿回来,你就完蛋了。结果他把钱送回来了,但是没有场地了。最后通过关系,我找到纺织城艺术区“绳空间”的李世豪,他极力撮合这个事。当时做这个音乐节,是模仿台湾地区的一个概念,叫“简单生活节”,涵盖当代艺术、创意集市、演出、展览。   第一届张冠李戴音乐节有两三千人去看,但是好多人没有买票。那年赔了,我一直欠着设备的钱,但是没有欠过乐队一分钱,只是第一天“新裤子”的钱没有给全,我第二天借钱打到公司账上了。“摩登天空”也很相信我,觉得我挺不容易的。2008年那次音乐节的影小龙虾响力其实还可以。那一年很多人从音乐节知道了纺织城,两天演出的人流量顶纺织城一年,平时纺织城没人去,场地远,交通也没那么发达。   有很多人问我,为什么不拉赞助。我不爱拿别人的钱去干事,因为我觉得,你凭空给他去说一个事,他凭什么会给你钱?我觉得要先把事干好,先把品牌做成,哪怕赔两年,第三年大家知道你的品牌,你就有案例了,别人才会心甘情愿地去让你干这个事,哪怕你干得不好,他觉得起码你有能力去干。   到2009年的时候,我还是要继续干,但是规模要更大。从很早我就开始谈场地,谈乐队,那时候我稍微有点儿疯狂了。5月底办的,两天二十支乐队,那个阵容是我从办“张冠李戴”到现在最喜欢的阵容:“痛仰”、“二手玫瑰”、“果味VC”、万晓利、川子、“逃跑计划”、“布衣”……都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乐队和人。但是依然没有那么多钱。一般像这种大型音乐节,都要给乐队打预付款,但是好多乐队相信我,都不提钱的事。基本就是卖了票,然后用票款再去付乐队的钱。那个时候可以倒开,现在做音乐节就不可能了,手里边没有两百万,不敢干这个事。但是那个时候票房很好,而且我用现场卖的票钱基本上把乐队的钱就都付了。2009年从人数、规模、乐队阵容、宣传各方面我都觉得是“张冠李戴”最好的一届音乐节,而且大家玩得也很开心,大厂房都满了。那年还是稍微赔了一点儿钱,但是赔得不是太多。   那一届有一个朋友跟我一起做,赔的钱他帮我垫了一部分,等于大家一起在做这个品牌。所有摆摊的东西第一天都卖完了,第二天连康复路卖牛仔裤的人都来了,街上的人都满了。我朋友在那儿卖吃的,到晚上自己都没吃的了。所有人都以为我在那届挣翻了,挣了十几万二十万,其实还是赔钱了。做完那届就商量着说看下半年再做一届,肯定能挣钱,因为这个趋势很好嘛。但是那一届以后,中国音乐节就多了起来。乐队价格飞涨,突然又来了“甲流”,原定9月的演出,换到10月中旬,又刚好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年大庆,全国都不让搞大型活动。其实在我知道有“甲流”的时候就确定这届肯定要赔了,但是没想到会赔那么多。已经改了一次时间,取消怕对品牌不好,所以硬着头皮干。那一届把我赔得彻底没戏了,过年我都没回家,只剩800块钱,欠了好多账,但是没有欠乐队的钱。   也是在那一年,“摩登天空”开始跟我谈合作,他们想以艺人来入股,2010年在“光圈”办了两场,在纺织城做了一场,都是小规模的。2011年“摩登天空”开始跟我谈品牌收购,也是那一年,老沈找我聊过一次,我帮“摩登天空”做了西安草莓音乐节,还有周庄的民谣诗歌节。2012年的上半年正式确定“摩登天空”收购我西安的公司,变成“摩登天空西安分公司”,同时他收购张冠李戴音乐节75%的股份,但是给我西安草莓音乐节25%的股份,另外给了我一部分现金。2012年我帮“摩登天空”做了镇江草莓音乐节和无锡自然生活节,还有西安张冠李戴音乐节,赔了40多万。但是这个钱是“摩登天空”在赔,因为他们在做这个品牌。“黑撒”的演出也多了,生活就宽裕了一些,2014年年初,我又做了丽江的酒吧。我现在整体更趋于稳定了。从开始到现在,在西安十三年,有十年在为一个事奋斗,而且大起大落,什么事都干过,欠过好多钱,反正挺难的。   阅读全文,请移步【伊人必读】   更多精彩内容,尽在【伊人必读】   从女生到女神   请关注「素锦文学馆」   订阅伊人必读包 手机订购方式:请正确输入【伊人必读】   带走方式:移动用户编辑短信“KTYRBDB”到10658080,5元卖身,我会和我的50本精品仔仔,与你时光共老哦!   微信号:sujinwenhuaguan   抽烟只抽红双喜d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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